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在广元市唐家河巡回审理一起滥伐林木案（2022年5月19日摄）

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供图

当《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成都知识产权法庭见到副庭长刘蓓时，她正在一摞摞案件卷宗中埋头苦读。

　　放在她面前的，是一份与化工产品制备方法相关的《专利权利要求书》。满眼都是复杂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她笑称“看一遍卷宗，就要牺牲一大群脑细胞”。

　　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13年，刘蓓接触过集成电路，研究过相机外观，从轨道交通，到矿石化工，再到电气自动化控制均有涉猎……如今，她已然成为一名“斜杠青年”。

　　与刘蓓有同样感受的，是成都互联网法庭副庭长吴婷。她坦言，当初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法科生，有一天竟然会研究起区块链技术。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我国先后设立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在上海、北京、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设立三个金融法院，增设南京海事法院。

　　此外，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在杭州、北京、广州设立三个互联网法院，作为集中管辖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的基层法院。各地也依托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设立金融、互联网、知识产权、环境资源、国际商事等专业法庭。

　　随着越来越多专业化审判机构的设立，像刘蓓、吴婷这样兼具法律和专门领域跨界知识的“专科法官”越来越多。

　　位于成都市的四川天府中央法务区，汇集了成都知识产权法庭、成都互联网法庭、成都金融法庭、成都破产法庭、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成都国际商事法庭等六个专业法庭，专业法庭数量位居中西部地区首位。

位于天府中央法务区的天府法务产业大楼（2022年4月20日摄）

四川天府新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专业法庭的‘专业性’，不仅体现在案件管辖领域与类型等方面的特定性上，更重要的是向当事人和社会提供‘专业的审判服务’。”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昕杰告诉记者。

　　刘昕杰说，明确专业法庭管辖范围，探索开发联动、共享、便民的信息系统，细化专业法庭案件审理规则，引入专业审判辅助人员等改革举措，目标均指向通过强化专业化审判职能保障新时代社会发展，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司法担当。

　　从司法实践来看，设立专业法庭让法官将有限的精力集中于相对固定、细分的审判领域，并向纵深研判。这有助于法官成为某类案件的行家里手，实现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高效统一。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专业法庭使得深化司法改革创新与满足多元主体司法新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更加紧密，有利于及时发现、集中研究、高效解决特定领域出现的新纠纷新问题，从而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培育和发展起到保护、规范、指引作用。

　　与此同时，专业法庭还能将“触角”向前延伸至诉源环节，促进司法部门与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部门协同推动专项治理，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7月中旬，记者实地走访了这六个专业法庭，近距离观察专业化审判如何通过在新兴领域树立裁判规则，参与特定领域和行业治理，提高司法效率、发挥统一法律适用功能，提升区域司法竞争力等方式，打造司法纠纷解决“优选地”，提升当地法治环境综合影响力，推动国家战略深入实施、落地见效。

　　应需而生，找准发展定位

　　铁路运输法院，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专门法院之一。2012年7月，全国17个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58个铁路运输法院整建制移交地方管理。

　　转型之后，去往何处？

　　在四川，铁路运输法院在网络强国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定位。

　　《四川省“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显示，到2025年四川数字经济总量将超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3%。作为四川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核心区域，成都已聚集了超过3400家互联网企业，召唤着海量的专业司法服务供给。

　　2021年10月12日，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地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涉及7市（州）20县（市、区）总计1.93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74.36%。

　　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环境资源案件审理机构，既是切实服务保障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重大战略的现实需求，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要求，能够推动环境资源审判专业化发展。

　　2021年4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设立了成都互联网法庭，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设立了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这既契合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也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国家治理的切实需要。”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副院长李瑶说。

　　四川最早设立的专业法庭——成都知识产权法庭的前世今生，也是司法服务积极回应国家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实践力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杨咏梅回忆，1996年知识产权审判庭初建时，一年也就处理几十个案件。此后20年间，知识产权领域案件逐年攀升。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相关知识产权案件。这一年，成都知识产权法庭的新收案件有3056件。

　　过去5年，成都知识产权法庭共受理案件29543起，所涉领域不断拓展。除常见的着作权、商标权纠纷等，还受理了专利、技术合同纠纷以及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不正当竞争、垄断等疑难复杂案件。

　　判例指导，推动实践创新

　　在美食云集的成都，“爸爸炒料牛排老火锅”人气颇高。该品牌由成都求人餐饮公司于2018年创立，在创始人的悉心经营下慢慢“火”了起来。

　　但是，一家注册于2019年的“成都恋上爸爸炒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对“爸爸炒料牛排老火锅”品牌进行了“1∶1复制”，从入口形象墙、店内墙面绘图、纸巾盒包装，到员工工作服、菜单等元素都高度相似。

　　于是，“李逵”将“李鬼”告上了法庭。

　　2021年10月，成都知识产权法庭确认了被告的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经查实，截至2021年6月3日，被告三家店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营收总额超2705万元，侵权获利总额达371万余元。法庭依据原告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46.4万余元、合理开支6万元。

　　“此案不仅严厉惩处了恶意攀附他人商誉及经营资源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也在四川首次实践了恶意侵害知识产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后续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具有积极示范效应。”刘蓓说。

　　202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将严厉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相对于以往类似情况法院主要适用的“补偿性惩罚”，“惩罚性赔偿”惩戒力度更大。这是我国依法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重要举措。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英姿认为，专门法院、专业法庭专注审理特定类型案件，专才优势有助于减少法律解释与政策理解的分歧，提升特定领域案件的审判质效，实现法律适用和裁判理念高效统一。

　　成都金融法庭庭长黄寅对此深有体会：“金融类案件，难点在于法律适用。在法条之外，法官还需要全面了解金融行业的内部规定，以及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对金融行为的综合评价。但是检索全国案件可以发现，不同法官对同一法条的适用、理解客观上存在差异。此时，专业法庭的判例就可以起到统一认识的作用。”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民认为，专业法庭的审判机构高度分工，能够发挥管辖集中、程序适配、人员专精的优势。专业法庭的法官，也有着丰富的审判经验、统一的裁判尺度。因此，专业法庭可依托专业的程序机制，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审判服务。

　　以案促治，参与专业治理

　　专业法庭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政策导向、规则引导的功能，可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专业监管部门协同推动行业治理。

　　2022年3月30日，一辆巡回审判车开到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安宏乡。当天，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在这里对一起盗伐林木案开展巡回审判。

　　被告人扎西某某为了修建房屋，在国有重点公益林盗伐云杉19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庭审结束后，他在法官的见证下与安宏乡政府签订了为期半年的义务护林协议。

　　审判这天，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成都铁路运输检察院、松潘县法院川主寺法庭、松潘县司法局，以及松潘县林业和草原局等机构还结合案件庭审以案释法，进行普法宣传。一个月后，法庭联合松潘县法院向当地相关部门发出了《关于规范恢复森林植被、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建议》。

　　通过“巡回审判+修复性司法+普法宣传”的办案模式，司法部门与行政机关的协同合作不断深化，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的治理作用被不断放大。

　　2019年，成都知识产权法庭在审理成都七中与冠城七中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发现，知名学校在联合办学、许可办学过程中，存在合作方式混乱、品牌使用失控、教学活动缺乏监管等风险，依此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制定品牌许可合同范本，强化教学活动日常监管，等等。收到司法建议后，成都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专项整治。

　　成都破产法庭则推动成都市委将破产审判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建立办理破产协调联动机制。法庭联合成都市经信局、国资委、市场监管局等23家单位，加强信息共享、涉税处置、简易注销等九方面的一体化协作。

　　“破产案件往往涉及盘活资源、资产重组、职工安置、社会稳定等多重问题，如果仅靠法院单打独斗，难以实现政治、社会、法律效果相统一。”曾长期在成都破产法庭工作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冯帅军说。

　　面对一些企业“无产可破”的困境，法庭还推动市级财政设立专项保障资金，保障案件管理人履职费用和报酬，仅2021年就审核发放370多万元，推动100多家“僵尸企业”破产出清。

　　服务提升，优化营商环境

　　2022年5月16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龚成敲响了成都国际商事法庭“第一槌”。马来西亚新康泰旅行社有限公司诉港中旅国际成都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开庭。

　　在这起涉外商事案件中，原告主张2015～2016年间为被告提供了境外旅行地接服务，但被告未支付有关费用。被告辩称与原告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虽然标的不大，但案件备受关注。

　　庭审中，法院通过单据、契约书等证据认定了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并认定案件存在“诉讼时效中断”情形，因此未过诉讼时效。最终判决原告胜诉，被告向原告支付团款及相应利息。

　　“执行合同，是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评价的12个一级指标之一。公正的司法环境，对增强市场主体信心至关重要。对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平等保护，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理念。”成都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李正泽说。

　　成都地处“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交汇点。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成都的涉外民商事活动也逐年递增。过去3年，成都法院受理了646件涉外民商事案件，涉案标的63亿元人民币，涉及30多个国家的当事人。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彦表示，加速打造专业化国际商事审判体系，提升涉外纠纷多元化解能力，高水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高标准保障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高质量护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些都是设立成都国际商事法庭的题中之义。

　　类案快审，践行“司法为民”

　　当刘蓓专注研究化工产品专利问题时，成都知识产权法庭的法官助理周言，正在指导一个商标侵权案件的原告代理人填写《诉讼要素表》。

　　原告方填完信息，法庭会把它和《应诉释明表》一起送给被告方填写信息。两张表填写完成后，她将组织双方召开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目的是固定诉讼请求、答辩意见、无争议的事实，并归纳出案件争议焦点，而后再将只差“临门一脚”的案件呈送法官。

　　有了前期辅助性工作的“神助攻”，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仅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发表意见，法庭不再调查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很快就能有裁判结果。“知识产权案件存在时效性强的特点，越快审结越能及时终止侵权行为。对于权利人来说，无疑能减少损失。”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罗金云说。

　　成都知识产权法庭实行的类案快审、繁案精审，是成都中院司法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专家认为，专业化审判机构享有的人员、资金、政策优势，使其在司法服务的过程中更具优势，这正与其肩负的探索司法程序多元化的使命相合。

　　当前，无论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是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服务网络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专业化审判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天府中央法务区为例，在特定区域集中设置专业化审判机构，更能形成叠加优势，发挥集聚效应。”左卫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