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我国互联网普及与青年人出国出境人次攀升的社会发展环境为邪教传播带来可乘之机。不仅邪教传统网站运用议程设置的传播逻辑，同样延伸至移动社交空间，挖潜移动化和社交化的传播优势。在青年群体与移动网络两者之间多重的特征下，邪教网络空间具有不亚于现实空间的强制控制效果，青年人更易受制于邪教的诱导与毒害。针对青年群体，建立基于网络传播的防护对策是邪教治理的新课题。
科技的进步似乎与宗教无缘，但宗教经常借助传播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发展，世界多地的邪教也不例外。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许多邪教组织以难以想象的力量利用线上环境扩大自身影响，寻求发展壮大。传统互联网传播速度惊人之快，移动互联的新媒体注入新动力，加之虚拟空间成长的“数字土着”青年群体更大程度上接受、习惯且相信线上虚拟，故邪教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影响甚至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邪教治理问题，亟待给予专门的关注与研究。
一、互联网环境的邪教传播
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达99.3%[1]。此外，伴随移动互联环境的日趋成熟，多数网络公民每天习惯性接触信息的方式已多是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仅就青年群体而言，互联网对青年人的不可替代性凸显。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信息时代成长的85后“数字土着”，对智能手机有着极强的依赖性，他们接触的过半信息均源于互联网，68%的18至30岁的被受访者平均每天手机上网时长达2小时以上[2]。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公民出国出境已变得愈发平常。其中，“留学”的青年群体人数每年持续攀升。据教育部网站数据显示，2018年出国留学人数创66.21万新高，并呈现低龄化趋势。加之国内众多高校提高国际化水平，交换生项目丰富多样，使得青年人拥有海外学习经历已非难事。另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18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大数据报告》，在全年出境游近1.5亿人次中，90后、00后占比达31%，90后成为旅游主力军。这一背景下，无论是长期的海外居住还是短期的旅游或其他名义的出国出境，身处境外的青年人拥有接触境外网络空间的更多机会。
我国社会的以上变化与发展亦为邪教组织带来了可乘之机。一方面，邪教组织的网络空间较为活跃，利用多种网络媒介开展邪教思想宣传；另一方面，邪教组织试图扩大其网络空间的境内外受众，甚至利用电子邮件向国内寄发工具等。而青年群体是潜在易感人群，一旦接触邪教网络空间，在猎奇心理驱动下，容易遭受负面诱导，继而成为常客而步入歧途。
1. 邪教传统网站的议程设置逻辑
传播学者库尔特·郎指出：“媒体迫使公众注意力转向特定的议题；他们总是提出一些对象来，建议个体去思考什么，了解什么，感受什么，而脱离其他要素。”[3]邪教传统网站凸显了议程设置的广泛且深入的使用。以某邪教传统网站为例，主要网站基本分为两类：综合性网站和专题性网站。其中，综合性网站涵盖面广，俨然是一个大型门户网站。不少报道的标题吸引眼球，强力驱使受众打开阅读，一探究竟。专题性网站则是围绕某一主题的宣传阵地，如经文传播、影视视频等。
综合性网站近乎采用了一致化的纵三栏布局，并在首页的中栏和右栏设置有“新闻”“看点”等为栏目名称的报道区。这些区域一般被视为最吸引注意力的版面黄金区，如图1所示的灰色区域。但这类区域内的“新闻”条目却是非同质化的，直接或间接宣传极端思想的报道中常穿插散落着单纯的国际新闻中，宣传隐秘又具迷惑性。“揭秘”“真相”是常见的关键词。而健康、科技等中性栏目报道却选用网页下端或是首页非重点区，采用链接或按钮形式。
图 1 综合性网站布局示例
研究过程共收集整理了不同主题的六个专题网站在2019年7月至9月时段共计180篇首页报道。这些首页报道均与宣传邪教思想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并在每一篇中基本都配有多张图片，以“有图有真相”的惯性思维表达传递着歪理邪说。移花接木、歪曲夸大、含沙射影或造谣诽谤是常用的编辑套路。其中，某纪实性专题网站最具代表性，在对其随机抽取的30篇报道中，28篇(占93.3%)在宣扬极端思想。饶有特点的是几乎每一篇都以新闻纪实报道开篇，仅在文章后部有意嵌入了传递邪教的内容，所占比例不大，且多以被采访者即第三人称的口吻说出。另两篇则是无中生有的借题发挥，如题为“全球贸易战”等文章以先入为主的观点评论进行不实报道。
邪教涉及人的一种极端性的精神活动，非关实证，也无从验证。信徒了解学习都是直接接触信息，而不可能直接接触到身所不及的外界环境本身，全部沉浸在一个“二手世界”中，因为上述网站的报道其实已超出个人感知限度。利用反复多次的同质化报道，必然影响观者的认知[4]，引诱形成虚幻的“脑海图景”。正如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所言，“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疑”[5]。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年人而言就更是如此。
2. 移动时代的虚拟社交应用
某邪教网络空间同时显示出紧追移动技术传播的发展趋势，挖潜移动化和社交化的传播优势。在移动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浪潮下，该邪教多数传统网站都建立了其移动版本，甚至开发了移动端APP，并以简明文字、系列图片和短小视频等相结合的媒体形式进行报道，契合青年人碎片化阅读习惯，增强传播力。在此基础上，每则新闻在显着位置均提供向推特、脸书、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分享通道，推动虚拟社交圈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带有邪教宣传的报道常附有讨论区，言论一边倒现象明显，体现出议程设置逻辑向线上社交的延伸。
移动时代的传播与线下熟人圈的口口相传具有相似的传播模式，即多节点网状传播[6]。图2所示为网络社交互动的信息传播示意图。身在其中的每位个体(图中的每一节点)都具有信息消费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角色。然而，移动社交圈子的独有优势在于任意节点可将信息在瞬间触达与其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同时这些节点可迅速地将信息在各自的线上社交圈子里进行二次转发扩散，以此类推。参与转发的过程即是志趣相近的个体之间聚合传播的过程，这就为邪教的社交化宣传提供了独特的传播土壤。
图2 多节点信息传播模式图示
青年群体对于移动网络有天然的亲缘性，擅长屏幕社交，乐于展现自我。同时，90后青年人更具有寻求新奇、思维活跃等心理倾向，愿意体验新鲜事物。当青年人遭遇现实生活的种种压力而处于精神困境时，从移动世界中寻求精神的宣泄与释放是相对简单和便捷的解决方式。然而，除了从手游、二次元等寻求快感之外，一种出生于网络环境下的膜拜组织也会让国内青年人中招。这类组织既隐秘又带迷惑性，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劝诱、极端思想改造等邪教性质，逐步引诱青年个体做出危及自身健康甚至生命的残暴行为，其反人类本质昭然若揭。如“蓝鲸”“人体刺绣”等死亡游戏就属于此类案例。受害者个体多是偶然加入QQ等社群，继而被群主强制诱导，触碰并体验由一系列从简入难的任务情境所组成的死亡游戏，最终自杀。这类案例中，玩家一方面被要求无条件地接受群主的指令与监控，群主则不时在群内更新玩家们的任务完成情况并加以“不准中途退群”等言语胁迫；另一方面，玩家之间的相互影响非常强烈，即在同伴压力下驱动并强化了玩家行为的相互模仿与监督。玩家们在此过程中对游戏中渗透出的极端价值取向从“被动服从”渐进发展为“主动认同”。
二、青年群体卷入邪教的认识论分析
1. 个体从属于邪教组织的过程逻辑
有极端宗教信仰的邪教组织通常具有极为严苛的规范约束。处于近乎区隔封闭组织内的邪教信徒极度守护组织的权威规范，具有极端的思想和行为。如邪教成员往往共享着类似的价值观和由特定规范所塑造的行为预期。信徒的价值取向更易形成一致性程度高的局面，即结晶化程度高。在这样的组织内，一个偏离组织规范的信徒将会受到其他成员几乎一致的惩罚，众信徒对于规范的一致支持是影响其个体遵从的重要条件，而且因为众信徒支持或反对的情绪非常强烈，他们不容许偏离规范的行为存在。因此，高结晶化程度的邪教环境往往导致高度的遵从行为以及对任何偏离行为的校正。例如，在某邪教组织内，信徒服膺的一条是“解除病痛的唯一方法就是修炼!”鉴于网络媒介的传播力和青年群体自身特点，某些邪教极端案例时有出现青年人的身影就不足为奇了。
当个体成为某邪教信徒即限制并确定了个体将会主要暴露在其熟人圈、模糊的虚拟环境圈等领域之中。这种无处不在犹如空气般的环境刺激弥漫在邪教群体之中，众信徒往往将其视为自己在该群体中的日常生活。其实，身在其中的信徒们对于自己身在的环境刺激是别无选择的。身在这样的区隔封闭组织中，邪教群体还可能变得冷漠无情，即为个体制造出更为强大的邪教组织的群体性责任感，造就漠然，为信徒提供能量、盲从及激情。正如内森·麦考尔所言：“一人独处，我对世界有一种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但是，当和我的死党们混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变得趾高气扬且信心满满……在群体中，我们尝试着从未做过的事情。”[7]
2. 封闭社群环境的强制控制
所有人都有步入群体生活的倾向，尤其是迈入群体生活中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倾向[8]。在现实空间的邪教组织中，信徒同说“共同的语言”，践行“共同的仪式”。在信徒无意识的过程中，邪教组织从对信徒所处人际空间的环境控制，逐步升级为语言、思维，再到行为的控制。然而，网络社群的出现恰好形成了对个体实施控制的前提条件。网络社群明显存在着“同类相聚”和极化现象[9]。首先，网络社群构建了在单一主题下的精准垂直传播，具有开展深度劝服的潜能。在群主精心设置的议程之下，从属于邪教组织的移动社群内的互动主要用于强化权威性观点。其次，即时的互动通讯促使社群的传播信息较“深”，重复强化的互动下构成了成员之间的集体监视，社群成员在彼此影响中逐渐形成高度一致的价值信念与行为预期。此外，移动互联环境使得社群与其成员之间深度捆绑，只要持有手机就有随时随地被虚拟群体召唤的可能。当青年人处于这般环境刺激之中，更易陷入催眠式的强制劝诱中，失去自我意识，反而形成环境依赖。因此，邪教的网络空间具有不亚于现实空间的强制控制效果。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先后采访了四位已脱离某邪教的前成员。在回忆练功学习时，他们当时一致坚信：多多练功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无论线上线下，练功学习少、活动缺席等是强烈不可容忍的。其中的一位某高校在校研究生就表示，他接触某邪教起于同居家人，最初表现出焦虑与恐慌，面临被迫切断与家人关系的威胁，但随后在“温水煮青蛙”的环境刺激中渐失自我意识，借以互联网全家学习练功。研究同时关注了一个于2018年出现在内地的网络社群现象———“约死群”，带有依极化团体社会属性的一类QQ社群。深陷压力或不满的年轻成员在社群中抱团取暖。在群主诱导下，群内充斥着大量极具负能量的言论。这类发言在群内会得到广泛和高度认同。若潜入群内发出劝生等“正能量”话语，立即将遭到群内集体谩骂、诅咒等。群成员的自杀行为也会竞相成为其他成员模仿的对象，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观察这些案例会发现，社群成员的这种高度一致性其实划定了该群体的一条无形的边界。对于背离群体规范的行为，可容忍范围普遍较窄。由此形成的包围感犹如一座透明监狱，会令新成员或具有偏离群体规范倾向的边缘成员自行纠偏，而这又再次强化了群内的聚合。这一情境可以描绘出一张容忍度概念模型：横轴表示个体行为的强度；纵轴表示信徒们对行为的支持和反对程度，分别对应纵轴正、负值区域，如图3所示。由于较窄的容忍度，个体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会充满威胁感，焦虑水平高。群体有强烈的倾向，就是压制所有偏离的信号。
图3 行为容忍度概念模型
青年人卷入邪教还常受到身边家人或朋友的影响。现实空间所形成的人际信任感加速了诱导进程。因家族式环境与陌生人环境相比，其内部行为会受到更多的监视，年轻人在其中就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怀疑和批评”[10]。本已封闭的线下环境又会通过线上环境得以强化。
三、互联网环境下的反邪教对策
身处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国内“数字土着”一代步入其青年时代，邪教与网络的联姻已然成为邪教问题的重要课题。网络反邪教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基于上述互联网广泛渗入生活及青年群体所面临的风险，亟待建立符合青年群体特征的系列对策，为邪教治理赋能。
1. 构建重内容的时代感空间
当前国内虽然建有一些反邪教网络空间，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反邪教阵地较少，侧重青年群体的空间更鲜有涉及。鉴于互联网的跨时空特征，建议集结与整合多地反邪教资源，持续构建少数几个以新兴宗教、新时代中西文化等带有时代感主题的反邪教网络空间，借以针对青年群体进行宗教文化与邪教差异等预防性的认知引导。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调查显示，约80%的网络用户最看重网站的内容是否丰富和真实权威性。因此针对内容的筛选和编辑尤为重要。从内容被受众阅读进而到影响受众态度，最终达到改变受众行为的目的。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受众的网络空间需要特别关注内容的视觉感，运用多种媒体形式，且用年轻人青睐的网络流行文体，营造亲近感。同时辅以学术专业研究，挖掘青年人受邪教毒害的真实案例，并以解读形式发出专业的声音，提升可信度与真实性。
在空间内容的特点上，“简单”与“重复”是两个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的宣传更有效[11]，并灵活运用议程设置。在内容选材上，建议吸收研究院校、媒体类企业甚至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原创内容制作，扩宽内容输入渠道。
2. 开辟移动时代反邪教的全新阵地
移动互联时代孕育了反邪教全新的实践方向，亦将用最直接的方式影响以青年群体为受众的反邪教传播力与效果。
时间的碎片化已然成为移动媒体的显着特性。寻找更灵活的传播节奏，应用与青年群体的碎片化信息阅读习惯相适应的表现形式是反邪教实践中的首要关注点。除了延伸上一小节探讨的反邪教网络空间，开发移动版本之外，利用微信公众号及微博等新媒体工具，并重视对所引导传播内容的同步升级。如青年群体的碎片化时间更倾向于观看短视频，以“邪教类组织显着特征”等反邪教核心宣传内容或邪教毒害经典事件为题材，精细制作少量短视频甚至时长小于一分钟的微视频，发布于抖音等视频平台上用以广泛传播。又如选用影视、科技等热点事件，冠以创意性标题，运用漫画、动画等呈现形式自然嫁接反邪教传播或开展跨学科融合的内容设计。同时可探索运用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进行具有场景思维的传播，将青年个体遭受邪教影响的过程以直观可视化场景进行展示。总之，针对青年群体的反邪教传播需契合年轻人的喜好与习惯，才会有被阅读的可能，由此才可能实现认知引导的初衷。
同样在移动互联时代，微信群等移动社群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松散的社交圈子，逐渐成为巨大无比的群体“聚集地”。社群将具有相似认同感和价值观的个体黏合在一起，凸显以个体为中心的社交，同时具备以“对话”“分享”等形式的精准垂直传播特性。这都为反邪教实践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潜在路径。身在社群中的个体会趋向与同伴的立场、态度保持一致。这恰恰可以反向利用社群内观点极化的特性，构建针对目标青年群体的认知引导社群。以精良的相关知识内容为纽带，适时开展线上互动讨论，根据个体的回应及时通过深度互动给予引导。因这种引导本质上是建立在个体所处的现实情境与社会联系的基础上，因此更具针对性。此外，成功帮扶邪教成员回归正常生活是反邪教实践的一大难点，受制于时间周期短，且常存在再次卷入的风险。而移动社群则更具自然而持久的帮扶优势。如建立“刚回归邪教成员+成员亲属+反邪教人员”社群，以多方发声形成深度说服的线上环境，并以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稳固帮扶成效。移动社群中每一信息落点以及流动路径直接可感知，受众的信息阅读深度、信息引发的意见等，也更容易观测[12]。这就构成了在移动社群内开展反邪教实践的有利条件。
最后，反邪教实践需要借助大数据等关键技术，强化移动空间的“围堵”。如青年群体热衷的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应用即符合图2所示的多节点传播模式。与相关运营商、研究团体等协作，屏蔽那些能够更快速和有效地进行信息传播的度量大的可疑节点；及时提醒或屏蔽领袖式的鼓动者有关发送邪教信息，定位并分析“活跃人物”的传播行为；针对传播拓扑路径规律开展研究等，以期有效遏制信息的快速传播扩散，减少年轻人被邪教毒害的机会。（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项目“全媒体时代下的网络邪教传播与治理研究”(19JDXCB01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4月。
[2]益普索：《中国网民移动互联网使用报告》2018年6月。
[3]［美］希伦·洛厄里：《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刘海龙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4]［美］格兰·斯帕克斯：《媒介效果研究概论(第二版)》，何朝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5]李智：《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
[6]Albert. Ｒ ﹠ Barabasi A. L.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omplex networks”，Ｒeviews of Ualern Physics，2002，Vol. 74，pp. 47.
[7]［美］拉塞尔·哈丁：《群体冲突的逻辑》，刘春荣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第272页。
[8]孙晓敏：《群体动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9]［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大连接》，简学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25页。
[10]［美］瑞克·艾伦·罗斯：《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关群译，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15年，第69页。
[11]［美］格兰·斯帕克斯：《媒介效果研究概论(第二版)》，何朝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12]彭兰：《新媒体传播：新图景与新机理》，《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7期。
作者简介：
薛 鹏，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膜拜团体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
范宝祥，北京联合大学北京膜拜团体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